金声玉振天地同和——见证中国辉煌音乐文明的古老乐器

　　金声玉振天地同和——见证中国辉煌音乐文明的古老乐器子曰：“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承载着厚重考古史和音乐史的东方古老乐器，为观众勾勒出了穿越时空的文化轨迹。

　　如果说音乐是文明的密码，那乐器就是凝固的文化。走进武汉各大博物馆，种类丰富的古代音乐文物正静候知音，成为中国辉煌音乐文明的最佳见证者。

　　在音乐文物领域，曾侯乙编钟无疑是定海神针般的存在。纪录片《国乐的侧脸》中的《和鸣》篇，便从曾侯乙墓及叶家山墓地出土的编钟入手，深入分析它何以成为历史上的“八音之首”。

　　参与该集节目录制的武汉音乐学院副院长，编钟理论家李幼平告诉极目新闻记者，2018年是曾侯乙编钟出土40周年，央视纪录片频道的创作团队当年多次来到武汉音乐学院，为《和鸣》篇筹备拍摄素材，最终在今年推出完整节目，“四年磨一片，给节目打上了鲜明的荆楚烙印。”

　　作为湖北省博物馆“镇馆之宝”之一，曾侯乙编钟可谓是湖北人最熟悉的“国宝”。据湖北省博物馆常务副馆长万全文介绍，曾侯乙编钟于1978年出土于湖北随州曾侯乙墓，年代为战国早期。钟架长7.48米、高2.65米，钟体总重量达2500多公斤，是名副其实的编钟之王。

　　全套编钟共65件，编钟及钟架、钟钩上共有铭文3755字，内容为编号、记事、标音及乐律理论，称得上是中国最早的音律学专著。而最令人称道的是，这套编钟音乐性能出色，除镈钟之外的64件钟均能达到“一钟双音”的演奏效果，整套编钟的音域可跨五个半八度，其音列是通行的C大调，能演奏五声、六声或七声音阶的乐曲，被誉为稀世珍宝。

　　学术界一致认为，曾侯乙编钟的出土改写了世界音乐史，更有学者将曾侯乙编钟与兵马俑并称为“世界第八大奇迹”。

　　同样入选省博十大“镇馆之宝”的崇阳铜鼓，是我国目前所见最早的铜鼓，也是国内保存的唯一一件商代至西周早期的铜鼓。

　　铜鼓是具有地域特色的打击乐器，这件崇阳铜鼓于1977年发现于湖北崇阳县，通高75.5厘米，由铜鼓身、铜鼓座和铜鼓冠三部分组成。圆形仿皮质鼓面无纹饰，鼓身、鼓座和鼓冠上均铸有商代后期流行的具有装饰纹样云雷纹和乳钉纹。铜鼓质地厚实古朴，花纹流畅粗放，被网友形容为“看上去就雄赳赳的，很有气场”，代表了我国商代青铜工艺的制作特点与水平。

　　与气势磅礴的曾侯乙编钟、造型奇伟的崇阳铜鼓相比，出土于湖北天门石家河三房湾遗址的陶铃就小巧多了。其铃身呈扁圆形，通高5.4厘米、口径7-9.8厘米，铃体两面阴刻兽面纹，叩之即能发音。据专家介绍，陶铃出现于新石器时代晚期，能发出两个不同的音高，是双音钟的雏形。也有观点认为，先民发明陶铃，是受到了花卉形状的启发。

　　高山流水遇知音，古琴应该是现代人眼中最有文化底蕴的乐器之一。而藏于湖北省博物馆的战国浮雕十弦琴，或许能满足大家对古琴的完美想象。

　　该琴出土于湖北枣阳九连墩2号墓，通体涂黑漆，上朱绘纹饰，具有浓郁的楚文化特征，是迄今所见先秦至西汉时最精美的古琴之一。琴身分为音箱与尾板两部分，面板呈曲线状，琴头微上昂，腰部下凹，尾板微翘，其下有拴弦柱。据专家分析，十弦琴在战国时代还承担着法器的角色，用于祭祀时与天地沟通。

　　看着这些古老乐器，参观者很难不去想象，古人是如何演奏和欣赏音乐的。武汉博物馆藏的一组灰陶女乐俑，就给很多影视剧创作者提供了灵感。

　　这组女乐俑出土于武汉市武昌区何家垅的一座唐代墓葬中，共5人，均为跽坐式。其中2人演奏琵琶，其余三人各持拍板、排箫、吹管。其中4人为成年女性，头梳高髻；另1人为少女，个头稍矮，头梳双髻。这5人均面容饱满，神色肃然，身姿端正，为参观者开拓了“丝竹之声相和”的想象空间。

　　而中国国家博物馆藏三彩釉陶骆驼载乐俑，则更能体现唐朝时音乐舞蹈的多元发展。该器物出土于陕西西安鲜于廉墓，色彩艳丽，闻名海内外，它展示了一支由3位胡人和2位汉人组成的乐队，骑在骆驼上进行着表演。

　　据悉，骆驼载乐是集乐舞、杂技和马戏于一体的百戏节目，在唐代民间尤为活跃。据考古学家分析，三彩釉陶骆驼载乐俑所表现的场景，应该是长安街头的一群百戏艺人，正兴致勃勃地为千年前集市上的老百姓们展示着绝活儿。

　　如果说音乐是文明的密码，那乐器就是凝固的文化。走进武汉各大博物馆，种类丰富的古代音乐文物正静候知音，成为中国辉煌音乐文明的最佳见证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