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水线上的乐章：承包了全世界一半乐器的中国小镇们

　　流水线上的乐章：承包了全世界一半乐器的中国小镇们电影《钢的琴》里，王扮演的东北钢厂下岗工人为了让女儿学钢琴，又无法承受高昂的售价，于是拿着一本的钢琴文献，和制钢厂的伙伴们开始了手工制造钢琴的。

　　高雅的钢琴和破败工厂里郁郁不得志的工人们，阳春白雪和下里巴人，仿佛是世界上最遥不可及的两端。

　　中国生产的钢琴、西管乐器、提琴、打击乐器、吉他、电声乐器等均占世界产量的50%-70%，已经成为世界上最大的乐器生产国。如今中国乐器制造企业共有6000余家。

　　在山东鄌郚，路上的大妈都会给吉他调音；在天津四党口，小学校放学时的喇叭广播是萨克斯的经典曲目《回家》；在江苏黄桥，每年生产的小提琴数量占据全球的30%……

　　二胡，只有两根弦，却能拉出百般情思，千种风情。它曾经是叫花子讨饭，瞎子卖艺的工具，如今已然发展成中国民族音乐文化的象征。

　　自1998年，二胡经典名曲《二泉映月》在金色大厅拉响，二胡随随之成为维也纳大厅的常客了，很多欧洲人还因此把二胡称为东方小提琴。

　　山东省临沂市郯城县庙山镇的乐泉村是著名的二胡之乡。当地的二胡产业已覆盖了高中低端各个层次的市场，每年生产各类胡琴20余万把，占到了全国二胡销售份额的一半以上。

　　上个世纪40年代，高振保的父亲流落至江苏，阴差阳错拜师音乐大师周静梅，学会了二胡制作的技艺。新中国成立时，回到老家办起了高氏乐器坊，后期并入当地集体创办的乐器厂，二胡制作技艺自此指数式传播。

　　山东的鄌郚镇地处潍坊市昌乐县西南部，在这223.9平方公里的土地上，居住着10万多人口。而其中从事乐器生产的，就超过了一万多人。

　　“中国摇滚的火种在山东”可以说毫不夸张，这个一向以接地气而著称的土地上，孕育着中国的吉他之乡。

　　山东鄌郚有100多家乐器生产制造及供应商配套企业，每年能生产各类乐器成品上百万把、乐器配件400万套，年产值超过30亿元。

　　其中电吉他产量约占全国总产量的三分之一，80%以上的产品出口到韩国、美国和澳大利亚等30多个国家和地区。

　　坊间流传一句话：一个正儿八经摸爬滚打出来的摇滚乐手可以没弹过“美芬”（即美国完成生产装配的Fender牌吉他），但绝对不能没弹过“鲁芬”。山东摇滚能走起来，离不开鄌郚“吉他小镇”的功劳。

　　虽然是吉他之乡，但是鄌郚镇的吉他制造历史其实只有40年。当时的鄌郚公社乐器厂，主要生产各种民族乐器。在一次展销会上，一个韩国的乐器经销商偶然发现了鄌郚乐器厂的展品。经过几次磋商，韩国经销商与当时的社办乐器厂合资，从此开始吉他生产。

　　管乐器作为西洋乐器的重要种类，而你在世界各地的音乐厅听到的萨克斯声音，可以都源自天津的一个小村子。它在全球管乐器采购商耳朵里大名鼎鼎——天津的四党口村。

　　这里只有不到一万的人口，却拥有各类乐器工厂达34家，有萨克斯、小号、长笛、黑管等铜管乐器100余个系列品种，其中95%用于出口。其中，最出名的是萨克斯，这里向全国输送了七成的萨克斯也被成为中国的萨克斯村。

　　当地的大爷大妈们基本不种菜务农，全村60岁以下劳力的工作几乎都与“西洋乐器”有关。如果你踏进了四中村的地界，遇到人家，推门进去，十户里起码有九户正在生产萨克斯或者铜管之类的乐器。

　　走在这个村子里，放眼望都是金灿灿的各种西洋乐器，就连当地的小学校放学时的喇叭广播也是萨克斯经典曲目《回家》。

　　据相关数据表明，天津四党口村2020年乐器出口额就已达到1122万元，工业总价值达到3亿元人民币。

　　四党口的管乐器制造史开始于上世纪80年代，当时开设了合资的乐器厂，以生产小号为主，到90年代，萨克斯乐曲风靡全球后，乐器厂便转而造起了萨克斯，抓住了当下的风口。

　　在加入世贸组织后，嗅觉灵敏的日本投资者也注资让这里的铸铁厂变身乐器厂，助力了四党口在管乐器界站稳一席之地。

　　就是这小小的萨克斯，让这个村子实现了从农耕到制造业的产业升级，村民们也没怎么费力就脱离了农民的身份。

　　在过去，拉小提琴是一种奢侈的艺术，也是身份和地位的象征，颇受欧洲贵族的欢迎。因此，也被称为“西方乐器皇后”。

　　而在提琴界，江苏泰兴的黄桥古镇有一串很惊人的数字：每年生产的提琴，占了全国总产量的70%以上，占全球市场的30%以上。

　　自2009年起，黄桥镇一直稳稳占着“中国提琴产业之都”的称号。原因很简单，国内没有任何一个地方能与它抗衡。

　　一把小提琴有197道工序，每一步都像手术一样，不容出错。而一群靠烤烧饼谋生的黄桥人民是如何转型做提琴的呢？

　　这一切要起源于1968年，几个曾在上海提琴厂工作的知青被下放到黄桥，公社资助他们搞起了“社办”乐器作坊，帮上海提琴厂加工琴头、弓杆这些零件。5年后，黄桥才诞生了有史以来的第一把小提琴，由于技术和资金都得不到支持，生产的还是最低档的琴。

　　扭转黄桥局面的是1984年和上海提琴厂签订的一份10年的联营协议。十年磨一剑，终于靠这10年消化吸收上海和国外厂家的技术，加上自己的价格优势开始爆发。

　　现在黄桥人民单靠安装音柱和马桥的工匠，都已经把家里的平房换成了三层小楼。加工琴头几十年的老师傅一年安装4万多个琴头，一个月收入1万多元。受到正式音乐教育的青年技师一个月只专注于三四把琴，每把可以卖到5万到10万元。

　　中国小镇们当然不仅仅供应着西洋乐器，中国独有的民族乐器同样来自一个并不起眼的河南小镇：兰考。

　　河南兰考县被誉为“中国民族乐器之乡”，生产各类民族乐器共100多个花色品种，其中最为著名的是徐场村。

　　全村105户家庭，有82户都在从事民族乐器制作，年产古筝、古琴等民族乐器10万台/把，乐器配件6万套，产值能达到2亿元。

　　40多年前，被派去兰考的焦裕禄为抵御灾害，带领兰考人民在沙丘上广种泡桐树。后来发现泡桐板材适合做乐器的音板，而长在黄河故道沙土中的兰考泡桐，纹路清晰，板材音质奇佳，在全国也是独一无二的。

　　现在，中国95%以上的民族乐器木质材料取自兰考泡桐，中国兰考以民族之乐，奏响脱贫致富的乐章。

　　在音乐界，有一句玩笑话：没有不会钢琴的作曲家。可见钢琴在乐器界的地位，可以说是管弦乐队中最重要的伴奏乐器之一。

　　2014年，宜昌市被中国音乐家协会授予“中国钢琴之城”称号，这也是中国第一个被命名的钢琴之城。

　　有人说：宜昌钢琴生产线如果完全运转，一天可生产500多台钢琴，平均三分钟就可以生产1台，目前宜昌年产钢琴5.7万多台，换算过来：全球每7台钢琴中，就有一台“宜昌造”。

　　上世纪80年代初，本是生产家具的宜昌国营家具厂难以为继，大伙一合计，向瑞典方面500万美元，买了瑞典“马尔姆逊”牌钢琴生产经营权，在宜昌兴建钢琴厂，生产“马尔姆逊”牌钢琴。

　　但好景不长，赶上计划经济体制的宜昌钢琴，又遭遇了市场经济大潮的强烈冲击：资金实力不够，生产技术老化，1992年后的8年时间仅生产钢琴千余台。

　　面对如此境地，宜昌市不能坐以待毙了。1999年，在香港举行的鄂港经贸洽谈活动上，宜昌市带着钢琴产业发展规划，邀请以生产钢琴著名的香港柏斯集团入驻宜昌。宜昌的优势让柏斯集团决定在宜昌投资，建设了国内规模最大的钢琴生产基地。

　　于2000年终于“琴”定宜昌，2011年底第一台钢琴顺利出厂，宜昌钢琴生产由此开启新的征程。

　　经过多年发展，长江钢琴在2019年成为“第16届俄罗斯柴科夫斯基国际音乐比赛”比赛用琴，见证中国钢琴登顶世界最高艺术舞台，成为了中国乐器制造里程碑式的大事。

　　小镇们制造的乐器依靠着价格优势和庞大产能早就已经名响全球，许多名不见经传的小城正在为中国乃至世界产出能够奏出美妙音符的乐器。

　　然而，这些小镇面临着大部分“中国制造”同样的问题：中国制造的的乐器依旧挣扎于低端市场，占据“头牌”的还是国外乐器品牌。

　　吉他在世界有五个主要产地，售价从高到低的排序是：美国、日本、韩国、印尼，最后是中国。美国的吉他品牌Schecter，他的最高端的琴在美国本土制造、次高端琴选择在日本生产，再次一些的是韩国和印尼，最后才会轮到中国。

　　四党口村从事乐器生产已经超过三十年，有近3500名村民在从事相关的制作工作，但是几十年下来，全村会吹萨克斯的成年人却不足十个。

　　村里资深的乐器生产制作商陈宝展专门从外面聘请专业的音乐老师教大家吹奏，还在村子里组建了乐队，一到傍晚，整个村子都十分热闹，稀稀拉拉的人们站在村口吹着萨克斯。

　　专门造小提琴的黄桥镇，也打起了乐器文化和教育培训的主意，乐器艺术的普及教育同时在黄桥镇5所小学全面展开。

　　从制作乐器到爱上音乐，这些“乐器小镇”的工人们正在尝试新的与音乐沟通的方式。而这流水线上的乐章，除了奏响乡村振兴，如今也拥有更高的使命：从价格低廉走向卓越和品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