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卷钢琴的中国家长暴露了一个教育投资的
不卷钢琴的中国家长暴露了一个教育投资的【导读】近期，在深圳街头弹钢琴的农民工收到春晚邀请函，他对钢琴的朴素热爱，令人动容。不过，据媒体报道，近年来钢琴热度不再，一二线城市的琴行接连关门，售价5-6万的钢琴5000块出手都无人问津，钢琴培训价格一降再降。有分析认为，这一变化与2018年艺术特长生中考加分政策被取消有关。高峰时，中国约有4000万人投身钢琴学习，几年之内大量琴童流失，背后反映了一种颇为实用主义的教育策略。
本文聚焦上海中产家庭对待钢琴学习的态度和实践。在中国语境下，中国家长以学业成就为核心来培养孩子，钢琴学习并非为了培养阶层品位，而是以教育回报来衡量。考级加分政策取消后，学校以标准化的考试选拔学生，钢琴能力在考试中不占优势，学习钢琴在升学压力面前沦为“无用功”。因此，许多家长主动放弃让孩子学琴，转而为子女加码教育回报率更高的课外补习班。即便继续学习钢琴者，大多也不是为了培养艺术欣赏能力，考级才是最终目标——家长期望子女在“小升初”中获得潜在竞争优势。
作者指出，在“学而优则仕”的引导下，教育回报成为中国家长评估一切课外活动的标准，艺术培养也不例外。由此可以理解，为什么在一轮轮“减负令”下，中国家长反而对课外补习班更加趋之若鹜。
本文原载《中国研究》2019年第24期，原题为《钢琴无用：上海中产阶层家长的文化资本培养策略》。仅代表作者观点，供读者参考。
在学校基础教育日趋平等，家庭通过学历来争取有利位置的优势差距相对减小之后，课外教育逐渐变为城镇学生教育形式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成为教育不平等的新机制。新浪网发布的《2017中国家庭教育消费》指出，学龄前（0～6岁）的城镇儿童中有近90%上过课外辅导班，教育支出平均占家庭年收入的26%，基础教育和中等教育阶段（7～18岁）的城镇学生中则有约81%上过课外辅导班，教育支出平均占家庭年收入的21%。孩子在学龄前的课外教育以兴趣爱好为主，进入学校系统后则旨在提高学业成绩。针对课外教育的异常火爆，教育部、国务院不断签发减负和整顿令，但课外培训机构屡禁不止，成为当代家长，尤其是中产阶层家长“集体焦虑”的根源之一。
课外教育可大体上分为课外补习和课外兴趣学习两类，它们对教育不平等的影响机制不同。课外补习即俗称的“影子教育”，指在学校教育之外，针对学校所教授的科目进行收费性的辅导。课外兴趣学习则指具有收费性质的非学科类的课外活动，如绘画、弹琴、舞蹈、体育运动等，也就是俗称的“课外兴趣班”。课外补习直接影响学业成绩，课外兴趣学习的影响则是间接的，更多的是培养了子女的艺术欣赏能力和体育能力，提升了他们的文化资本，可间接影响教育结果。
现有研究已广泛讨论了在中国的学校制度下，文化资本对学业成就的有限作用。相对来说关注较少的，则是文化资本的培养过程。改革开放以来的教育市场化促进了教育的自主选择，中产阶层家长由于经济资本相对充足，他们对课外教育的选择更能反映其价值追求。近些年中产家庭的母职出现经纪人的特征，承担子女教育的总体规划和具体职责。家长（尤其是母亲）在课外教育的选择上强调自主选择、自己负责，使课外教育反映了家长的自我意愿。文化资本的形式和内容由家庭自由自主选择，其主要形式就是课外兴趣学习。而文化资本的培养需要大量的资金投入及充足的时间积累，势必与学校教育及课外补习形成竞争，在中国激烈的教育竞争情况下，这种冲突尤为明显。那么，家庭如何选择和培养子女的文化资本？又如何平衡学校教育与文化资本培养的关系呢？
本文以上海中产阶层家长对待钢琴学习的态度和实践过程为例，试图理解中产阶层家长的代际文化资本培养策略。在西方文献中，以高雅艺术为代表的文化资本往往被看作中产阶层的品位文化，是其区别于弱势阶层的代际流动策略之一。那么，从中国中产阶层家庭的文化资本培养策略中，可以进一步理解课外教育在中国的教育制度及其改革中的形式和意涵。
布迪厄（Bourdieu）的文化资本理论视对高雅艺术的欣赏能力为阶级品位的象征，是与同阶层的他人建立联系、强化彼此阶层身份、与其他阶层区分开来的重要途径。对高雅艺术的欣赏能力是优势阶层的一种重要的文化资本，代表了精英文化。他在《区隔》这本书里详细分析了高雅艺术欣赏能力的阶层差异，例如，资产阶层偏爱朦胧的作品，中间阶层偏爱《蓝色狂想曲》等古典音乐作品以及通俗或抒情的流行音乐，而工人阶层则偏爱《蓝色多瑙河》等通俗古典音乐及没有深奥艺术主旨的流行音乐。这种阶层差异不仅体现在对音乐的欣赏能力上，也存在于绘画、娱乐方式甚至饮食习惯上。
之后的研究集中在文化资本与学业成就的关系上，即以对高雅艺术的欣赏能力为代表的文化资本能否转化为学业优势。布迪厄认为对高雅艺术的欣赏能力对学生的学业有促进作用。优势阶层的品位影响了学校的制度和文化，是学校教育中所教授和鼓励的主流文化。对高雅艺术的欣赏能力容易在学校中获得老师和朋辈的认可，使得中产家庭出身的学生在学校适应性强，感到“如鱼得水”；由于工人阶层的子女不具备这种能力，他们在学校中难以适应，感到不自在。如此，对高雅艺术的欣赏能力借由学校的文化制度转化成教育优势及人力资本，中产阶层的子女从而在学校中获得优势。
迪马乔（DiMaggio）的系列研究也支持了对高雅艺术的欣赏能力对学业成就的促进作用。他通过对美国初中生的调查分析，发现对高雅艺术的欣赏能力能够提高学业成绩，对非技术类科目的积极影响更大。在控制了家庭阶层地位的情况下，对高雅艺术的欣赏能力对学业有直接的促进作用，这种影响一直延续到学生的大学时期。之后的一些研究也发现，对高雅艺术的欣赏能力让学生更容易获得教师的认可和欣赏，让其与朋辈的互动更加游刃有余，有助于他们理解学校教学内容并充分利用学校的各项教育资源。
基于东亚社会的跨文化研究则发现，在大考体制下的学校环境中，对高雅艺术的欣赏能力不一定会促进，反而有可能会损害学业成就。针对日本和韩国的研究表明，大考制度下的学校制度强调规范性而非创造性，使用规范化的教学内容及考试成绩作为统一标准选拔学生。在这种学校环境下，对高雅艺术的欣赏能力难以给学生带来优势，即便这种能力被教师和朋辈所欣赏，也难以转化为更高的考试分数。此外，对高雅艺术欣赏能力的培养需要花费大量的时间，这占用了本该用于学习规范化考试内容的时间，反而对学业成就产生负面影响。国内研究也有相似发现，如吴愈晓等利用中国教育追踪调查的数据分析发现，对高雅艺术的欣赏能力能否促进学业成就取决于学校制度，学校越强调素质教育，这种能力对学业成就的促进作用越大，反之，这种能力就难以有用武之地。
需要指出的是，这场高雅艺术“有用无用”之争有一个基础前提，即文化资本的培养是阶层过程，与学校制度关系不大。布迪厄认为，高雅艺术欣赏能力的形成源于家庭背景和生活经历。优势阶层家庭对子代高雅艺术欣赏能力的培养并非源自学校制度的奖励，而是对自身阶层文化的认定，是一种文化“区隔”，认为这是下一代应知应会、应该传承的文化。正如布迪厄所言，对高雅艺术的欣赏能力“以更隐蔽、更间接的方式传递，甚至不需要一步步的努力和明显的行动”。迪马乔虽已开始强调高雅艺术欣赏能力的可习得性，并认为弱势阶层从这类能力中所获得的学业优势更大，但他的研究并未过多强调习得过程。
本文对“文化资本培养源于阶层继承性”这一前提假设提出质疑。尽管文献中常常认为文化资本的培养相较于教育期望，是相对无意识的，但其作为教养方式的重要组成部分，具有一定的目的性。家长对子女的能力培养是一个运用自身的知识和能力与社会机构的互动过程，其目的是帮助子女在未来竞争中获胜。家庭教养的最终目的是促进子女向上流动或避免向下流动，但其具体实践方式，还取决于代际流动（或再生产）在多大程度上需要通过教育来实现。自中国改革开放以来，教育成为向上流动的核心途径，这使得文化资本培养过程不应被视为简单的继承阶层文化，而是应该在文化资本培养过程中考虑其与教育之间的关系。因此，本文将家庭与学校的互动作为一种有别于阶级继承性的新的分析维度，将对高雅艺术欣赏能力的培养看作家庭反思学校制度的应对策略，来理解文化资本在中国语境下的新意涵。
家庭对子女高雅艺术欣赏能力的培养，除潜移默化的成分外，也带有一定的目的性，期望能帮助他们在未来的竞争中占据优势地位。拉鲁（Lareau）认为，中产阶层采用了一种“协作培养”（concerted cultivation）的教养方式，家长运用“讲道理”而非命令的方式与子女沟通，并将子女的课余时间进行细心规划和设计，培养才艺和表达能力。通过对这些能力的培养，家庭试图传递给子代与学校、职场或其他社会机构相适应的知识、策略、习惯和风格，帮助他们更好地适应社会环境。
因此，家长的教养方式具有反思性特征。蓝佩嘉称其为家长的“益品追求”。家长基于他们对子女将来生活方式的期望，判定有利于实现这种生活方式所需的品质，继而决定他们具体的教养实践。家庭教养的最终目的是实现子代的向上流动或避免向下流动，因而家庭教养所培养的核心价值与代际流动的实现方式紧密相关，受到不同国家社会结构、教育制度和文化背景的影响。例如，文化选拔在法国代际流动中起到很大的作用，因此对高雅艺术的欣赏能力被认为是代际流动的核心价值；教育选拔在韩国代际流动中起到很大的作用，代际流动的核心价值并非对高雅艺术的欣赏能力，而是学业成绩。
儒家文化强调“学而优则仕”，对子女代际流动（至少避免地位下降）非常重视，加之中国教育体制与韩国相似，教育选拔竞争激烈，可以推断中国家长与韩国家长相似，也视学业成绩为代际流动的核心价值。侯利明提出中国家长遵循“学历下降回避”的教育策略，视学校教育为代际流动的驱动力，认为子代的学历是代际流动的终点，并不将教育归结为阶层地位，或者，自动将学历成就与未来阶层地位相联系。由于中产阶层代际地位下降的可能性比弱势阶层更大，对学业成就的追求在中产阶层家长中尤为强烈。
本文认为，中国家长以学业成就为核心价值的认知会影响他们看待和培养子女的文化资本的方式，继而将文化资本的培养纳入教育回报的评价体系。由于学业成就被视为代际流动的驱动力，家长在规划和实践子女的教养方式时，会以其在学校选拔中的回报为基准，深受学校的教学内容、考试形式和选拔机制的影响，以对高雅艺术的欣赏能力为代表的文化资本培养也不例外。在中国语境下，文化资本培养难以形成如布迪厄所说的与教育关系不大的、体现阶层品位的阶层传承，而是与学校制度紧密相连，与学科培养采用基本一致的逻辑，通过其教育回报进行权衡。
本文通过研究上海市中产阶层家庭对待钢琴学习的态度与实践，分析文化资本的培养策略。钢琴作为西洋乐器的一大代表，是中国家庭最熟悉的高雅艺术形式。由于相较于其他乐器更容易上手，启蒙时间相对较早，学习环境成熟，钢琴成为中国家庭对子女乐器培养的首选。钢琴学习在上海中小学生中受众广、老师众多，人们往往一想到要学习乐器，就会想到钢琴。
另外，钢琴有一套已成定规的业余考级体系。目前在上海市面上主要通行的是国内音乐机构组织的两种钢琴考级，组织单位分别是上海音乐家协会（简称“音协考级”）和上海音乐学院（简称“上音考级”）。音协考级较上音考级略难，但考试形式基本相同。以音协考级流程为例，正式的考试日期在8月中旬至下旬，考场有2～3名考官，要求考生一人入考场背对考官进行1条规定基础和3首规定曲目的背谱演奏。若之后没有收到考级主办方寄出的不合格邮件，即为考级合格，随后下发级别证书。这个考级体系可以帮助家长规划子女的钢琴学习，相较于其他类型的培养过程能更好地掌握与学校的平衡。
本文的分析主要基于对上海中产阶层家长和钢琴老师的深度访谈。笔者通过半结构式访谈收集了12个上海市中产阶层家庭的案例。这些家庭中的孩子年龄为6～16岁，有9个女孩、3个男孩，其中4人正在学习钢琴，7人曾有过不同程度的钢琴学习经历。这12个孩子均为上海本地户口；父母主要从事医药行业、人力资源、高校教师、企业中层管理人员等职业，其中4个家长自己有过学习钢琴的经历。笔者还访问了1名毕业于某校音乐理论专业、具有十年业余钢琴教学经验的男性钢琴培训教师，向其了解了目前上海业余钢琴学习行业的整体状况及教师眼中家长对待钢琴学习的态度。另外，访问了1名在上海市示范性实验性高中（俗称“市重点”）就职的老师（其子女亦在学习钢琴），向其了解了近年来高中学生学习钢琴的情况。按照学术惯例，文中出现的名字均为化名。
上海的中产阶层家长大多从子女4岁，即幼儿园中班左右开始接触钢琴启蒙。在这个阶段，家长们会让子女尝试不同的兴趣爱好，钢琴则成为乐器学习的首选。民办幼儿园为孩子们接触钢琴提供了方便。一些民办幼儿园会开设钢琴教学班、书法或绘画等兴趣班，这些班级大多请外聘教师，通常是自愿参加，另外收费。小茹今年初三，她的钢琴启蒙就是从民办幼儿园开始的。当时有外面艺校的老师来学校开设自愿自费的钢琴课，报名之后就开始学习钢琴。在大多数家长看来，钢琴学习就是给子女培养一个兴趣爱好，并没有明确的目的和意愿。由于其相对容易上手，且受众较广，成为家长青睐的才艺种类之一。正如小明家长所描述的：
“（我们当时学习的）除了钢琴，还有书法和围棋。孩子不是去上这个班就是去上那个班，大家都在上，总要选一样，就学了。”
与钢琴启蒙的火热相对照，钢琴学习的流失率也非常高。不少家长在启蒙初期就放弃了子女的钢琴学习。钢琴学习的流失主要发生在两个节点，皆与升学相关，分别是“幼升小”“小升初”。“幼升小”是钢琴学习之路的第一道分水岭，这也是大多数家庭的钢琴学习仅仅持续一两年就草草收场的原因。本文所有的受访者都没有在此时放弃钢琴，但据他们对其他家庭子女的观察可以发现，在这个节点放弃钢琴学习的家长不在少数。小雯家长就说道：“一开始可能还有小朋友学，但很多试了一两年，就放弃了。”
这种集体性放弃难以看作钢琴学习的自然流失。固然，钢琴作为一种高雅艺术，在基础积累阶段是比较枯燥的，且启蒙所需的时间漫长，一个琴童基本上熟练掌握钢琴的各种演奏技巧需要8～10年的时间，本身能够坚持学完全程的人就不多。但是，一年至两年的钢琴学习还谈不上迈入正轨，难以被视为因钢琴学习的难度所造成的自然流失。在访谈中，家长们极少提及子女因钢琴太难或太枯燥而放弃学习，更多的是在子女尚未对钢琴厌倦时就由家长主动提出放弃。
“小升初”是钢琴学习之路上最主要的分水岭。琴童若在升入小学之后依然坚持学习钢琴，大多会在小学高年级、面临“小升初”时终止。小雯自5岁开始弹钢琴，一直弹到上五年级，因“面临小升初，时间实在排不过来就停了”。也有些家长为了冲刺“小升初”，在孩子小学低年级阶段就终止其钢琴学习。小美今年刚读三年级，学了4年多钢琴，因为学校课程逐渐紧张而停下了钢琴学习的脚步。但小美家长决定让小美复课并希望她考完七级。她也很清楚，到了初中就不能再继续学钢琴了，而考完七级才算是基本掌握了钢琴的技能，此时放弃也不会太可惜。
进入初中后，绝大部分琴童会中止钢琴学习。初中仍在学习钢琴之人，可谓凤毛麟角。在本文的访谈对象中，只有小茹一人在就读初中以后还坚持学习钢琴，她把钢琴当作对学业的一种调剂。小茹家长说：
我们家女儿现在初三，在寒假的时候还在学的，因为开学了比较忙，所以现在就停了。想等这段时间过去，再去老师那里。到了初中了平时没有多少时间可以练琴，小学的时候还可以坚持每天练，到初中的话并不是每天都在练的，上课之前会练一次，一个星期中间顶多再练一次，不是每天都有时间练的。班级也有这样学乐器的孩子，但是现在基本上都不弹了，只有她还在上这个课。每天都不会练超过半个小时了。
从这些讲述中，可以看出上海中产阶层家长对子女的钢琴培养实践与升学选拔紧密相关，在面临升学压力时会主动将子女的钢琴学习中止。家长选择钢琴启蒙的初衷可能与课业无关，但钢琴在孩子们的课业学习过程中被逐步挤压，可谓“成也萧何败也萧何”。正如小茹家长所感叹的，“钢琴还是学的人最多的，只是坚持到最后的人还真的不多”。也有些家长很早就看到了钢琴的窘境，从一开始就不考虑为子女报名钢琴等高雅艺术的兴趣班。小雯妈妈这样描述女儿同学的情况：“现在实际上很多同学周末都排得满满的，所以再去上乐器培训班的人可能有，但肯定是不多。”
琴童大量流失的根源在于钢琴学习在升学选拔机制中的不利地位。在上海的九年制义务教育阶段，民办学校相对于公办学校的教学质量更加令家长信服，绝大多数的民办学校是通过文化课考试对学生来进行选拔，对钢琴能力没有任何直接的奖励机制，中考及之后的选拔更是仅考察知识性内容，钢琴考级加分一度出现又很快被取消。在这种大环境下，钢琴学习因其教育回报率低，沦为无用的兴趣爱好，可有可无。家长们将这一点看得非常明白，小琳家长就坦言：“我们当时学钢琴的时候和升学已经没什么关系了，那个时候上海的政策已经很明朗了，其他的东西一概都是没有用的。”家长甚至在子女上学前就已经考虑到这一点。小明当时所在的民办幼儿园虽然开办了钢琴兴趣班，但幼儿园老师当时就和家长说，“弹钢琴对以后升学没什么用的”，之后班里多数小朋友就放弃了钢琴学习。
在家长看来，钢琴在升学选拔中的不利地位使得占用课余时间练习变得没有意义。家长不断强调其子女没有时间练习钢琴，甚至作为兴趣爱好也难以为继。钢琴练习可能在小学低年级基本能应付，但到了高年级之后就很难做到每天练习，“只能平时偶尔，周末多练练”。尽管为保持兴趣的钢琴练习仅需每日半个小时左右的时间，但家长认为子女已经不堪重负，钢琴看起来又没什么“价值”，不愿意再增添这样的负担。
相反，子女的绝大多数课余时间被课外补习班所占用。相较于钢琴的窘境，课外补习班因对升学选拔的回报率更高，所以备受家长的青睐。学生参加这类补习班往往不是为了“补差”，而是“培优”，来超前学习课业知识，以期在未来的升学选拔中占据优势。小琳从幼儿园中班开始练钢琴并考出了七级，在上初中的时候中止，让位给物理课外补习班。小琳妈妈无奈指出，目前中小学生的课外补习“好像打了鸡血一样”：
现在所有的孩子都在外面提早学，我们孩子现在是初一，外面上的物理班初中四本教材除了电学部分其他都已经学完了。但是我们还不算快的，有一半的同学已经都学完了第二轮。我们现在学的第一轮是基础，说是基础但是学的比中考标准要高、要难，暑假就报第二轮，我已经问过了，是教自招考的内容。所以（钢琴）肯定不可能再继续了。她自己也愿意上这些课外班的，觉得要上，上这些班的信息都是她自己告诉我的，可能在这种氛围里面大家都比较要求上进吧，她回来会说：‘妈妈，某某同学在老师那里补课，我也要去。’同学里面一半以上的都在外面上物理了，她很急，也要去。
民办学校选拔的激烈竞争也使得钢琴越发不受家长待见。上海的民办初中为了招收条件更好的学生，会为四、五年级的学生开设一些带有辅导性质的班级，俗称“小五班”。由于上“小五班”在“小升初”时能有一定的优势，希望升入这所学校的家庭就会送孩子去上这些班。因此，在小学低年级时家长们就会给孩子报一些课外补习班，增强在“小五班”选拔中的优势。小琳的父亲在大学工作，民办初中会给予一定的优惠名额，这使她避免了上“小五班”，但小琳依然在小学五年级的时候放弃了钢琴，由家长自己对小琳进行拔高辅导，最终小琳被这所初中录取，同时开始参加课外补习。小琳家长对女儿放弃钢琴虽略有遗憾，但对女儿上补习班则显得非常坚定：
本来是想预备班（即六年级，笔者注）的时候再考一下（钢琴）……就比较可惜，如果当时坚持一下，也能把这个事情给做了。不过在我们那个时候（钢琴）和升学已经没什么关系了，也就没再去搞，本来只是一个业余爱好，综合考虑还是算了，因为这个还是要花不少时间去练的，每天做作业都很晚，再去抽时间练就比较辛苦。……而且现在外面家长自己带孩子上补习班很多，我们也上啊。这几年变化得比较大，人人都在外面提早上课，女儿很多同学早就在外面读物理了，那我们也坐不住了，也让她提早上物理、数学什么的，周末的时间基本占掉了。基本所有的东西都会在外面提早上。
当然，家长们并非仅仅看到了钢琴在升学选拔机制中的无用性，不少家长认为钢琴培养了一些重要的品质，诸如踏实、毅力、坚持、恒心、磨炼意志等关键字在家长的访谈中经常被提及。小雯家长就认为钢琴很好地培养了女儿的毅力和恒心，他说：
“拿到一个新谱子从一开始分手练习，到勉强能够串起来，到熟练掌握，再到后面能弹得有感情，我觉得对她的锻炼也挺好的，做事要有恒心，不能说遇到困难就退缩了。”
家长们也认为这些性格特质在现行学校制度中会被鼓励和奖励，能潜移默化地促进子女们的学业。但是，这种潜移默化的影响显然不如课业补习班见效快，在巨大的升学压力面前，用途分“轻重缓急”，钢琴作为教育投资见效慢，只得让位。
从家长给出的放弃钢琴的理由可以进一步看出，他们并非仅仅视钢琴学习为一种品位的培养，而是和课外补习班放在一起衡量，其投资回报率取决于在升学选拔过程中的作用。与课外补习班相比，钢琴回报率低、见效慢，因此需让位于回报率更高的课外补习班。诚然，钢琴可以培养很好的个人性格特质，但事分“轻重缓急”，升学为重。小琳家长这样感慨：
“现在在外面（上）语、数、外、物理四门课，周末的时间基本排满了……课外班，比如英语、数学，作业还多，弹琴是不现实了，后面高中肯定更忙了，更加不现实了，到了大学再说吧。”
家长将钢琴学习以教育回报率为评价标准的另一佐证是他们对待钢琴考级的态度和实践。钢琴的考级制度为访谈中的所有家长所熟知，在访谈中，每位家长在提供子女学琴的基本情况时都会主动给出“我的孩子已经考过××级”的信息。尽管大部分家长表示钢琴考级是在征求过子女意见的情况下操作的，但他们都将考级视为钢琴学习的必经阶段。正如小雯家长所说：“学了那么多年该考的，她的同学什么的也都在考，她知道的。”家长们也表示考级不在于级别，仅仅是对钢琴能力的衡量和肯定，并能成为继续努力的动力，因为“并不想让孩子走专业钢琴的道路”。但从他们对钢琴考级的整体安排和时间规划来看，考级并非如家长表面上所说的那样是对钢琴能力的衡量，而是有模糊的、可能有用的教育回报。
在“小升初”阶段，钢琴证书仍可能在学校选拔中给予子女一定的优势。小明家长明确表示，小明之前成功获得了钢琴八级证书，并借由钢琴考上了市里排名靠前的某公办初中的艺术特长生。小明本身的成绩也很好，足够上较好的民办初中。由于这次公办初中的特长生选拔早于民办初中的招生，因此就去试了试，结果考上了。小明家长也庆幸自己儿子的钢琴学习“派上了一些用场”。
但类似小明这样通过钢琴证书直接成功的案例只是极少数。上海部分初、高中即使有乐团，需要招收有器乐基础的学生，也主要以管弦乐、打击乐为主，基本没有学校招收钢琴特长生。绝大部分的家庭也清楚这一点，他们并不指望钢琴作为敲门砖，而是作为在课业之余学有余力的标志，是子女综合竞争力的象征，这有可能在学校选拔中带来一定的优势。小雯去年五年级，钢琴过了六级，正面临小升初，打算选办学校。小雯妈妈评价女儿的考级进程虽然比较遵循钢琴的学习规律，但在升学中则显得几无用处：
有一些学校，不是所有的学校……会看你综合的艺术类的方面，它可能觉得除了语、数、外你要好之外，你再带一点艺术类的，他会觉得你的孩子学有余力，不是只会读书，别的方面你也要。从这方面考虑，必须把十级拿下来。像我们六级拿出去，只能说你会琴，对升学没有任何的影响，因为现在的孩子，考十级很多的。
正如小雯家长所说，钢琴证书对升学模糊的功效取决于钢琴考级级别，一般至少八级、最好十级（业余钢琴的最高级别）方可有用。但对于琴童来说，在小学五年级前达到八级也是极其困难的一件事。钢琴十级的曲目难度，通常适合初二及以上、练习钢琴至少8年的琴童。五年级的琴童，即使从幼儿园小班开始钢琴启蒙，在这个年龄段所适合的考级难度也只是七级，天赋极好或十分刻苦的琴童可能会达到八级的水平。但若按此自然进度，钢琴证书在小升初选拔中就没有了任何功效。因此，一些家长会选择让孩子快速加大难度、加紧练习，在五年级通过十级，这样才可能在升学中有所帮助。小雯家长以女儿同学小菡为例说明了这一情况，小菡在幼儿园小班时钢琴启蒙，在四年级的暑假考过了钢琴十级。除了钢琴之外，小菡还拿到了手风琴的级别证书。小雯家长对此这样解释，小菡家长应该是打算让孩子进某类看重艺术的民办学校，因为她虽然进行了奥数补习，但成绩拿不了奖，因此就打算在艺术方面出挑一些，去迎合某些比较看重这类能力的初中。她说：“反正每家人家根据自己孩子的不同特点去走一些不同的道路。”
不仅家长将钢琴证书的价值以升学回报率来衡量，对于钢琴考级的准备过程也充满了应试的意味。钢琴考级的时间点非常明确，考级主办方会在5月中旬下发当年考试的曲目本，每个级别都是两条音阶琶音以及三首规定曲目。钢琴老师一般在4月份左右能提前拿到两首左右的规定曲目，可以让孩子们预先开始练习，从拿到曲谱到考级需集中练习三个月左右。在备考期间，八级以下的水平一般每天需要两个小时左右的练习，八级以上的水平一般每天需要三个小时左右的练习。
对访谈中的绝大多数家庭而言，钢琴练习主要集中于考级前的三个月。甚至对于小部分家庭来说，钢琴练习也仅仅是暑期三个月，只是为了考级而进行的活动。小安今年上初一，五年级暑假刚考过了钢琴八级。他在上学期间并没有练习钢琴，课余时间均被课程作业和课外补习班所占据，但仅仅是在去年暑假为了突击考级，每天去艺校花费七八个小时练习考试曲目。小安家长在他上初中后并没有继续让他练习钢琴，而且说：“进了初中之后（钢琴考级）基本都是考前突击。”一种钢琴考级每年只组织一次，每次只能报考一个级别。对于许多快速达到钢琴十级的琴童而言，他们的钢琴练习模式更是以考级为目的，只集中练习考级曲目，为了快速考级而不断跳级。这些家庭以升学考试的逻辑来规划钢琴学习，以考级为最终目标，要考的曲目就拼命练习，不考的就少练习甚至不练习。
钢琴作为高雅艺术的代表之一，其欣赏能力的培养是一个漫长的、逐渐积累的过程。以突击练习获得的钢琴证书可能在学校选拔中有优势，但对品位的培养是不利的。一位高中的班主任举了这个例子：
就之前高一新生军训，年级里要组织文艺晚会。当时我们翻学生的简历，发现班级里有一个同学是钢琴十级的，就去问他，能不能在军训文艺晚会上表演。他说不行，我们就说不需要自己准备曲子，给他一份梁祝的乐谱，（问他）练两个礼拜能不能上台，他说练不出来，谱读不下来，现在琴都不太会弹了。
通常来说，一个考过十级的学生应该有信心在两周内练一份中等难度的乐谱。或许因为这位学生羞于上台而掩饰，但若是真的因为新乐谱读不出来，不太会弹琴，那么可以推断出钢琴练习并没有使之获得对高雅艺术的欣赏能力和技能，而是仅仅完成了考级的教学任务。可能的情况是，家长让子女学琴，考完十级、完成任务后就丢到一边。从这一点来看，钢琴学习与品位培养反而背道而驰。
综上所述，对于上海中产阶层家庭来说，钢琴学习以教育回报来衡量，钢琴级别被转换成反映子女综合能力的一张证书。课外活动需转化成凭证，构成子女一行行的简历。简历越丰富，越能在学校选拔中体现其综合能力。不仅如此，超级才有可能在升学选拔中获得优势。因此，钢琴学习以考级为目的，钢琴练习以考前突击为主要形式。尽管钢琴教育回报不明确，但家长在规划子女的钢琴学习时仍追求其可能的教育回报。
本文以上海中产阶层家长对待钢琴学习的态度和实践来理解中国语境下文化资本的培养策略。中国家长以学业成就为代际流动的核心品质，钢琴学习并非为了培养阶层品位，而是以教育回报来衡量。由于学校以标准化的考试内容来选拔学生，钢琴能力在考试中不占优势，许多家长主动放弃孩子的钢琴学习，转而为子女选择教育回报率更高的课外补习班。继续学习钢琴并非为了培养对高雅艺术的欣赏能力，而是视考级为钢琴学习的目标，为追求模糊的、有可能的教育回报而超前学、跳级考，以期在“小升初”这个关卡为子女带来一些可能的优势。
这对文化资本研究中视高雅艺术欣赏能力为阶层品位提出了疑问。已有的研究大多参照布迪厄将文化资本按形式（身体化、客体化和制度化）进行的划分，看其对阶层不平等的影响。本文的分析认为，在中国语境下，高雅艺术能力的培养目标并非布迪厄意义上的阶级品位的继承，而是以教育回报来衡量。那么，在代际流动和再生产过程中，文化资本不仅有形式上的区别，也有内容上的区别，可能会因其教育回报的差异而对不平等产生不同的影响。
本文结论也对阶层固化这一观点形成挑战。孙立平提出的“断裂社会”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不同阶层的流动愈发困难，并且形成了不同的代际流动逻辑。但本文发现，上海的中产阶层仍然遵循“学而优则仕”的代际流动逻辑，甚至在对高雅艺术欣赏能力的培养上依然以教育回报为评价标准。中产阶层家庭的代际流动逻辑与工人阶层无本质不同，与农民阶层也无本质差异。
当然，本文也有一定的不足。访谈研究难以保证其代表性，难以涵盖所有琴童家庭的情况，希望基于大规模代表性样本的分析能对本文的结论进行检验。另外，作为基于上海的研究并不能代表全国的情况。上海主要的升学淘汰阶段在于中考，成绩落后较多的学生基本没有机会进入普通高中的学习阶段，升学竞争提前的情况比较明显，与其他省份的学校制度存在一定的差别，仍需后续进一步的实证研究加以检验。
中国家长的教育回报性的文化资本培养策略与美国家长形成鲜明对比。美国家长更看重职场优势，而非学业优势。弗里德曼（Friedman）将培养竞争力归纳为美国中产阶层家长的代际流动的核心价值。通过对芭蕾、国际象棋和足球这三类美国流行的竞技类课外活动进行比较和总结，她发现中产阶层家长让子女参加这些活动并非为了考上大学，而是培养子女适应竞争的能力，视这种能力为在未来职场获胜的核心品质。为了适应竞争，子女需要理解胜利的重要性，应对失败并从中学习总结，合理安排时间，在压力环境中表现，在公众场合从容适应别人的看法和评价。通过这些竞技类课外活动可以很好地培养这些品质，在未来的竞争中证明自己的价值，进而获得成功。
本文的结论可以帮助我们理解在一轮轮“减负令”的背景下，中国家长反而对课外补习班更加趋之若鹜的现状。在“学而优则仕”的代际流动逻辑引导下，中国家长在早期就倾向于让子女进入高质量的学校就读，以期在之后的学校选拔中占据优势。教育是一场淘汰赛，需赢在起跑线。教育回报成为一切课外活动的选择标准，高雅艺术培养也不例外，被一并卷入了儿童早期的教育竞争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