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钢琴的“罗曼蒂克消亡史”
在中国钢琴的“罗曼蒂克消亡史”2024年初，“钢琴销量断崖式下滑”成了社交平台的热议话题。从数据上看，两大曾经占据中国钢琴市场半壁江山的国产钢琴龙头企业，前一年的销售业绩都不太乐观——珠江钢琴营业收入同比减少31.47%，净利润暴跌93.54%，海伦钢琴前三季度营业收入同比下降21.99%，净利润同比下降24.73%。本刊采访了多位钢琴行业从业者及消费者，发现中国的“钢琴热”自10年前就开始有冷却的迹象。而它从风靡到遇冷的曲线中，中国钢琴教育的功利基因是一个重要因素。
2022年7月21日，浙江湖州德清县洛舍镇，乐韵钢琴的练琴房内，志愿者正在教小朋友弹钢琴（视觉中国 供图）
23年前，台版偶像剧《流星花园》中，有一个为人津津乐道的片段——道明寺的母亲在舞会上刁难杉菜，要求她在众人面前表演钢琴。这是一张上流社会“入场券”的考验，而大S饰演的杉菜没有怯场，她用倔强的眼神扫视所有人，先是在琴键上乱按一通，发出刺耳的声响，直到舞会上西装革履的宾客都变了脸色，她画风一转，优雅地弹了一曲《梦中的婚礼》。演奏完毕后，杉菜起身说道：“一个人的灵魂高贵还是低贱，难道就只看她会不会弹一段钢琴？我告诉你们，我就只会弹这一首，那又怎么样？”
杉菜完成了她对上流社会的挑衅，但观众却记住了一件事，“想要嫁入道明家的女孩”，一定要会弹钢琴。刚过千禧年的东亚偶像剧中，钢琴还是一种贵族符号，令人神往。
从起源来看，钢琴的确是一种贵族乐器。18世纪初，美第奇家族雇佣的乐器制造师克里斯托弗里发明了钢琴。以往流行的键盘乐器如羽管键琴，只能发出单一强度的尖锐声音，但钢琴却能用手指敲击改变强度，声音也十分甜美，因此被叫作为“轻”琴（piano）。钢琴发明之初，只为满足王公贵族的音乐享受，只有皇室赞助的音乐家和工匠知晓它的存在，是不折不扣的小众收藏品，直到18世纪中后期，一年也只生产30～50架钢琴。1788年，莫扎特接触到钢琴后，很快爱上了这门乐器。那时他放弃皇家赞助，开始四处举办公众音乐会，令整个欧洲倾倒，钢琴因此声名鹊起。1798年，钢琴厂商布罗德伍德发现他的生产几乎跟不上市场需求，他给一位批发商写信：“上帝啊，我们能不能像做松饼一样制造钢琴！”
钢琴在18世纪末崛起，是与社会气候变化的结果。法国大时期，从遇难、逃亡的王公贵族家中搜出的充公乐器，一半以上是钢琴。浪潮席卷欧洲后，大量新生中产阶级模仿贵族在家中添置钢琴，彰显自己的地位和身份。一个精致的维多利亚家庭客厅必备：沙发、椅子、圆桌、缝纫机和一架钢琴。
当时流行的行为举止手册认为，年轻女士可借此“为家人提供消遣，提高家庭生活舒适度，而后者本身就是神旨赋予她们的使命”。能否弹一手好钢琴，成为评判淑女的重要标准，决定了女性未来的婚姻和命运。简·奥斯汀的《傲慢与偏见》《爱玛》中，都有类似情节——伊丽莎白应邀前往达西的贵族姨母家，对方居高临下地要求伊丽莎白弹一曲，证明自己的修养；爱玛身为当地首富的女儿，钢琴却弹得远不如寄人篱下的孤女简·费尔法克斯，因此后者被认为才华品格均在前者之上。钢琴成为中产阶级的“社交锚”，它提供了一个合法的场所，让女性表达情欲，吸引追求者，抑或愉悦宾客。到19世纪中后期，英国已经成为世界钢琴中心，钢琴数量已达40万，有大约200个生产商。
几乎同一时期，钢琴也漂洋过海席卷了美国。起初，钢琴是华盛顿的孙女在高级外交场合使用的乐器，但到1870年左右，有钢琴经销商雇佣一整个缝纫机销售团队来开发新客户，销售对象已经变成了牧场的农民、矿场的矿工、棚屋里的渔夫、农舍里的技工。《钢琴博物志》描述当时的市场，“天空中仿佛都在下钢琴雨……每年都有成千上万的钢琴在迅速扩大的市场中被卖出，且没有消停的迹象”。
由于经济发展的滞后，东亚地区在20世纪才重演这股浪潮。20世纪六七十年代，日本制造业批量生产出便宜且音质稳定的钢琴后，“钢琴热”从日韩刮到港台，又从港台刮到。80年代，日本成为全球最大的钢琴产销市场，每年大约生产40万架钢琴，其中78%销售到日本本土。相邻的韩国也是钢琴消费大国。韩国女作家金爱烂的《滔滔生活》里，开饺子馆的母亲给女儿买了一架钢琴，放在店里练习，“当时的妈妈是在追随某种‘普通’的标准，就像去游乐园，去博览会，某个时期都流行着当时该做的事”。家道中落后，母亲仍然不愿意卖琴，这架钢琴跟着女儿住进了首尔的半地下室，最终在一个阴雨连绵的夜晚被涌入地下的雨水泡坏。
300多年来，钢琴在不同地区反复经历这一过程：从贵族符号变为大众乐器。但和所有的时尚潮流一样，当钢琴变得稀松平常时，市场也逐步冷却下来。90年代，日本的家庭钢琴普及率达到世界第一（约20%），钢琴市场趋于饱和，产量逐年下降。随着大萧条到来、出生率下跌，日本钢琴行业断崖式萎缩——钢琴制造公司从鼎盛时期的50家减少到10家以下，相关职业如钢琴厂职员、钢琴教师、琴行销售人员等，均受到强烈冲击。大量家庭出售钢琴，日本成为全球最大的二手钢琴市场。而这些优雅的立式乐器将销往它的下一个目的地——中国。钢琴在这里因为新的功能而风靡。
2001年，也就是台版《流星花园》风靡那一年，李月的父母为她买了一架钢琴，她至今记得钢琴送到家里的那天下午，几个搬家工人抬着被塑料泡沫紧紧包裹住的庞然大物，挤进了狭窄老旧的单元楼。“一万多块呢！”她的母亲站在一旁，用神圣而郑重的语气说道，仿佛给家里请了一尊佛。
这架钢琴相当于李月父母一年的工资。当时她家住在贵阳城中一套50多平方米的两居室里，李月卧室不到10平方米，已经被书柜、书桌以及一张1.2米宽的床塞满，却还要勉强挤进一架钢琴和琴凳。钢琴是黑色烤漆外壳，质感光滑，倒映出人像，琴键上方有烫金字体，写着“STRAUSS”（施特劳斯），琴行说是德国牌子，但实际上是上海本土品牌。但李月的父母搞不清楚，也并不太在意这些细节。钢琴的淡淡木材味道持续了一个月，一家人沉浸在新鲜感中，父母有意无意向邻里提起钢琴的事，邀请他们来参观。
当时许多家庭珍藏着理查德·克莱德曼的磁带，中国钢琴家郎朗也在国际上大放光彩，他父亲苦心栽培他的故事，鼓舞着无数中国父母效仿。不过，中国的“钢琴热”还乘着一波特殊的“高考加分”浪潮——1987年出台的《普通高等学校招生暂行条例》中规定，有艺术特长的学生可在中高考中享受额外加分。这项政策经过摸索和实践，落地为一项细则：器乐类取得业余九级以上的等级证书，中考可加10分。
在李月居住的院子中，同辈的孩子不过二三十个，其中近10个在学习钢琴，其他则在学习小提琴、萨克斯和二胡。李月母亲认为，钢琴是最好的选择，原因包括“入门简单，容易获得成就感，考级更快”“有利于开发右脑，提升记忆力”“培养女孩优雅的气质”，而且“隔壁成绩最优秀的姐姐也在学习钢琴”。母亲打算，李月在小学毕业过九级，这样既能够获得加分，又不会耽误初中学业，“1分可以甩掉上百人，10分可以甩掉多少人，你想想”。
当时的钢琴是中国家庭升学策略中的“明星产品”。李月的老师陈真华在省会城市少年宫工作30多年，她回忆，1990～2010年是她的职业巅峰期，学生多到“接不过来”。不少家长和李月母亲一样，看重钢琴简单易入门，还会直接提出教学任务：在中考前过完九级。数万元的钢琴价格、每小时上百元的课时费，对90年代的大多数家庭都很吃力，但不少父母展现出“砸锅卖铁也要学钢琴”的决心，有一位母亲甚至不惜当掉所有的金银首饰。
但在李月看来，学钢琴是枯燥的。她记得有一首感兴趣的曲子，老师始终不愿意教，因为“过了七级才有资格学习”。平时老师注重基本功，要求她大量练习哈农、车尔尼的曲子，这些曲子没有什么优美旋律可言，但有利于提高手指技巧。这种机械练习在考级那一年会更为极端。每到那一年，老师就不再教授新曲目，要求只练习为考级准备的四首曲子，暑假甚至要每天练习三四个小时。为了逃避枯燥的练琴生活，李月试过很多方法，比如把漫画书放在琴谱后面，手像僵尸般弹奏倒背如流的曲目，实际眼睛瞄着琴谱后的漫画，或者用录音机录下曲子反复播放——后者很快被母亲识破，遭到一顿痛打。
陈真华也承认，中国家长对考级的执着，使钢琴教育变得无趣。“有的老师只教考级，五线谱都不熟悉的孩子，让你把曲子死记硬背下来，也能过十级，甚至在艺考中拿到不错的成绩。”巨大的考级市场，催生了不健康的行业潜规则，有的钢琴老师每介绍一个孩子去考级，就能从考级机构拿到回扣。陈真华自己还多次担任过钢琴考级评委，有的机构会暗示她尽量让孩子过级，减少不通过的概率，“否则以后人家不和你合作了”。
李月丧失了对钢琴的兴趣，但每当她想放弃时，母亲总劝她忍一忍，“只要过完九级，我再也不管你弹不弹”。最后解救她的是国家出台的一个新规定。2008年，也就是她小升初那一年，国家取消了艺考加分——“一切艺术考级成绩不再作为中高考的加分项目”。加分政策取消后，原本坚持不懈的母亲也泄了气，“反正也要上初中了，课业负担大，你不想学就不学了吧！”
李月的经历大概是中国一代琴童的典型样本。复旦大学社会学系的一项研究《钢琴无用：上海中产阶层家长的文化资本培养策略》发现，中国中产阶级家长对钢琴的态度比西方“更功利”：学钢琴并非为了培养文化资本，制造品位“区隔”，而是以教育回报为目标。因此钢琴不仅无用，而且占用可以用于提高学业成绩的课余时间。钢琴考级的意义也不在于评估音乐能力，而是成为简历的一部分，有可能在学校选拔中有一定用途。当升学与学琴发生冲突时，家长会很快放弃钢琴，转而寻求对成绩提升更直接的课外辅导。因此在幼升小、小升初两个阶段，琴童往往会大量流失，“初中后仍在学习钢琴的人，可谓凤毛麟角”。
实际上，根据中国乐器协会的统计，中国家庭的钢琴占有率并不算高——2017年中国城镇居民每百户家庭的钢琴拥有量仅为5.82架，预计到2020年也不到9架。如果按照发达国家每百户20架的水准估算，中国市场似乎还有很大潜力。但钢琴教育的功利起点，让这个“乐器之王”与升学加分体制解绑后，就面临着被广大学龄儿童家长抛弃的处境。那些曾经进入考级体系的琴童，也在目标达成后放弃了它。《2019年中国钢琴行业现状调研与发展机遇分析报告》显示，中国的“90后”琴童，如今只有不到5%还在弹琴；有10%左右在完成了父母愿望“过十级”后，再也没碰过琴。
麦克最近忙于转让自己在上海普陀区中心地段的高级琴行。2023年，他的店铺利润只有40万元左右，是前年的一半。以往单价8万～10万元的名牌钢琴占销售额约50%，现在却鲜有人问津，顾客大多选择两三万元的便宜钢琴。成交周期也变得更长。他记得，有一位年轻女顾客，看中一台3500元的二手钢琴，但看了一年也没有买。与此同时，找他卖琴的客户是买琴的三倍，给出的原因大多是，“孩子不学了”。
钢琴行业的资深从业者，则更早感受到了这股寒意。北京琴行老板董立宁进入钢琴行业20年，起初是青岛一家中韩合资钢琴制造厂的调律师，后来从事钢琴批发，每年可卖出1500架钢琴。2017年，钢琴批发数量下滑，为了生存下去，他改做利润更高的零售。董立宁代理的主要是性价比高的中档钢琴品牌，如、卡哇伊、珠江、海伦。但近年来，琴行销售额还是以每年10%的速度递减，2022年310架，2023年280架，售出的大多是两万元以下的便宜钢琴。最近，他认识的二手钢琴收购商已经处于“爆仓”状态，不愿再收货。
钢琴老师陈真华也感受到，“钢琴热”的退潮，从10年前就有迹象了：找上门的学生越来越少，到后来几乎不再有新学生，课时费也再没涨过，“以前一小时200块，现在还是200块”。随着疫情后经济下行，家长们的消费降级更明显，“更多孩子选择上少年宫的集体课，租琴或者到琴行练习”。
白热化的升学竞争，让钢琴越发不受家长待见。多家一线城市小升初咨询机构告诉本刊，近年来升学竞争白热化，瞄准顶尖公立中学的家长，往往不会在艺术教育上花费太多时间。“现在更有价值的是‘市三好’、语数英相关奖项，比如作文、奥数、英语竞赛，再者就是科创类奖项。艺术类特长过了几级、拿了什么奖，最终浓缩到简历上也只有一行字。除非你是考音乐附中，否则没有太多价值。”
即使在艺术教育赛道，钢琴也已经不再是明星产品。袁红是一家全国性艺术考级机构的省级代理，从2004年开始承办考级活动。她注意到，大约从2015年起，她所在机构的全国钢琴考级人数增长曲线就变得平缓，一直稳定在数万量级，与此同时，朗诵、唱歌、跳舞等门类的考级人数却迅速增长到了十余万。“钢琴的投入产出比太低了，多少年才练出来一个。前期买一架钢琴数万元，一对一的课时费又贵，还需要家长每天陪练。相比之下，唱歌、跳舞都是集体课程，一小时50块都不到，考级也更容易。从数据来看，朗诵现在是最受欢迎的，花时间少，容易出成绩。”
过去数十年，琴童的暴增导致学钢琴的“效益”大大降低。一位上海家长莉娜告诉本刊，10年前，她的孩子5岁，班里有一半孩子都在学钢琴：“钢琴赛道太‘卷’了，上海小朋友都很优秀，过十级的一抓一大把，有的还拿了比赛奖项。拿到小升初竞争中已经没有优势了。平时学校的节日表演，学钢琴的孩子都轮不上号，学冷门民乐反而能得到登奏的机会。”
对于那些不愿意“卷”的家长，越来越多元化的兴趣教育市场提供了更多选择。一位琴童家长可慧发现，女儿对乒乓球和编程更感兴趣，“每次打球前，她都极度兴奋，早早准备好球服，随时出发。课后还会自己练习打球动作”。她不愿意强迫孩子，更希望帮孩子找到“真正的热爱”，放弃钢琴后，她的女儿没有一丝留恋，甚至久违地笑出了声。
钢琴到底代表着什么？应该怎么学习才能更接近这个“乐器之王”的魅力？王浩记得，自己刚到德国柏林音乐表演艺术学院时，感受到的“文化震惊”。
按照中国钢琴教育的评价体系，王浩算得上是琴童中非常出色的。他出生于1990年，12岁开始学琴，3年就考过了中央音乐学院九级，并拿到了2005年文化部全国钢琴选拔赛青少年组铜奖，成年后还获得过德国柏林国际钢琴比赛三等奖、法国巴黎国际钢琴比赛最佳演奏家奖。虽然算国内琴童中的佼佼者，但王浩回忆，自己很长一段时间都不自信，“在国内一些老师眼里，我依然是差生，因为我连车尔尼849、299都没弹完，手指跑动不够快”。
国内比较普遍的钢琴教育方式，一般是老师“布置作业”，学生努力练习，第二周回课，如果不能将老师上周布置的曲目流畅演奏，可能面临批评甚至打骂。但德国的钢琴基础教育方式相反，首先是学生选曲子，然后老师努力备课，尽可能去完成学生选择的目标。钢琴老师通常会坐在一个比学生低得多的凳子上，因为他们认为，“如果让学生仰视你，他们会心生畏惧，弹不好钢琴”。没有老师会拿着尺子上课，就连对学生说“你可能不适合走专业这条路”，也是不被允许的，因为会打击学生的自信心。
在德国跟随一位钢琴家学习时，对方一开始就让王浩练习那些曾经“想碰不敢碰”的曲子，比如的法国组曲、德彪西的意相集，结果他竟然完成得不错。王浩发现，很多中国老师所看重的“等级”，在这里很少用来作为阻止学生学习的理由。老师们相信，只要过了最初的启蒙阶段，很多曲子都是可以尝试的。老师带着王浩分析曲式结构、钢琴家的风格，以及作曲时的情景，教他如何触键、运音，吃透这篇谱子，从而更好地表达感情：“比如F小调第一钢琴奏鸣曲是贝多芬向海顿致敬的一首曲子，那你可能要用海顿的风格去弹。老师还会讲解曲子和德语之间的联系。我记得的BWV992是向朋友告别的，你可以听到音符里他用德语说‘再见’。”这样的钢琴教育并不昂贵，老师课时费换算民币仅两三百元。一位钢琴系主任告诉王浩，他每月的收入才1200欧元，“和德国街上的清洁工差不多”。
根据《经济学人》2019年的统计，中国琴童约有4000万，占到全球琴童的80%。“中国有几千万琴童，但是那些家长很少带孩子去听音乐会，也没有音乐消费的习惯，成年后大多数人都不再弹钢琴。这不是很奇怪吗？”王浩认为，正是因为中国钢琴教育的功利性，使它没能培育出相应的音乐消费市场，整个行业缺乏良性健康循环。他期待着，随着新一代家长心态的变化，中国的钢琴教育将不再是打完怪升完级就抛弃的养成游戏。
回国后，王浩成立了自己的钢琴工作室，收了十多名学生，课时费依旧是300元。令他感到幸运的是，虽然学钢琴的生源有减少，但还留在这个领域的家长，都不太重视考级，而是希望给孩子们培养伴随一生的爱好。现在的王浩，也喜欢坐在小板凳上听学生弹琴，他发现从那个角度听上去，孩子们的琴声像河流一样，自由轻松地流淌。
我从4岁开始练琴，每次考级之前都要一天练7、8个小时，除了吃饭睡觉没有休息好像对钢琴也没有什么兴趣，但是也不讨厌。
河清海晏划线年，也就是她小升初那一年，国家取消了艺考加分——“一切艺术考级成绩不再作为中高考的加分项目”。加
据《经济学人》2019年的统计，中国琴童约有4000万，占到全球琴童的80%。“中国有几千万琴童，但是那些家长很少带孩子去听音乐会，也没有音乐消费的习惯，成年后大多数人都不再弹钢琴。这不是很奇怪吗？”王浩认为，正是因为中国钢琴教育的功利性，使它没能培育出相应的音乐消费市场，整个行业缺乏良性健康循环。他期待着，随着新一代家长心态的变化，中国的钢琴教育将不再是打完怪升完级就抛弃的养成游戏。
从起源来看，钢琴的确是一种贵族乐器。18世纪初，美第奇家族雇佣的乐器制造师克里斯托弗里发明了钢琴。以往流行的键盘乐器如羽管键琴，只能发出单一强度的尖锐声音，但钢琴却能用手指敲击改变强度，声音也十分甜美，因此被叫作为“轻”琴（piano）。钢琴发明之初，只为满足王公贵族的音乐享受，只有皇室赞助的音乐家和工匠知晓它的存在，是不折不扣的小众收藏品，直到18世纪中后期，一年也只生产30～50架钢琴
